lol投注 关羽晋升武圣或被请出武庙，曹操司马懿马超等三英为何仍难填补这一神位空缺？

公元一七六五年春，乾隆皇帝南巡至金陵，驻跸武庙。殿内香烟缭绕，牌位森严，陪祀名单却引起满朝文武低声议论：如果改制，谁能进谁该退？这一幕折射出的，是数百年来历代官修祀典的取舍标准，而三国人物的进退又格外牵动人心。

绕过案几，看得见“武圣关羽”四字高悬中央。自宋徽宗封关羽为“义勇武安王”起，他的地位步步攀升，至清乾隆时已被奉作“武圣”。可关羽真的稳坐钧台吗？假使有朝一日，朝廷以“僭越神号”“阴阳不明”为由，请他让贤，空出的席位会落到谁头上？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曹操、司马懿、马超。然而，三人的履历细看却暗藏杀机。

先说曹操。东汉建安五年，他在官渡大败袁绍，一举奠定北方霸主之势；建安二十五年，赤壁覆辙，却未掩其纵横捭阖之能。论战功、谋略，他与关张周瑜相比丝毫不逊。问题出在身份：臣而似君。自奉魏公、魏王，九锡在手，身着黄袍而不称帝，这在“名分论”至上的封建社会是最大隐忧。史家说他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虽然更贴合现实的说法应是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，但对后世主事者而言，那宣示了危险的启示——臣下可凌驾皇权。武庙若收曹操，无异于向所有拥兵重臣递上一张“合法篡权指南”。

至于司马懿，更让人捏把汗。景初三年，他在高平陵一举收编曹爽，旋即“托孤”而更换了一代统治班底。表面是忠于魏帝的宿将，骨子里却为司马家铺路。西晋开国后，追尊其为“宣皇帝”，君臣关系的界线已被抹平。从唐到清，任何一个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只要翻开《三国志》和《晋书》，都能读到司马氏夺权的影子。把他迎入武庙？胆敢建议者，多半会被喝问一句：“你是不是效仿高平陵之变？”

再来看马超。建安十六年，他与韩遂举兵，同潼关铁骑惊雷般搅动渭河两岸，差点让曹操“无葬马之地”。勇，公认；武，当然；可惜他身上贴着“忤逆不臣”的标签。一场官渡覆亡了袁氏，潼关之乱却连累了西凉，父亲马腾和一家老小死于京城，马超以血债为名拉旗，却也因此背上“不孝”的重负。后世尊宗孝，孔孟出发便已落笔叛逆，评祀官怎敢将此人列入褒忠扬善的庙堂？

有人仍不服：“白起、吴起杀人亦多，为何得入？”不可同日而语。白起、吴起虽狠辣，却未曾有犯上作乱之名；他们在位时，为国尽忠，身死后多以“不臣不义”被描，可在秦汉以降，封建正统更看重“上下伦常”。曹操与司马懿的权臣形象、马超的弑父嫌疑，直接触碰了“忠”“孝”两大核心字眼，进入供奉忠武之士的殿堂自然难度倍增。

魏国阵营中，五子良将名动一时，张辽最终单独入列，就因为合乎“忠勇兼备、始终如一”的考评。他从并州起事到守合肥，对魏室的出力无可挑剔，加之晚年无野心，无“染指神器”之嫌。其余四子，或战功稍逊，或有私德污点，评选时只能成陪衬。

再说东吴。周瑜献火攻、陆逊守白帝，且二人殁后无夺嫡之谜，甚至无异于满门衔命的“台柱将”。吕蒙、陆抗父子继承了对江江砥柱的职司，虽有“白衣渡江”之取巧，却恰好对应“智取”典范。吴国并无索取中原江山的成功范例，客观上减少了后世皇帝的警惕，能让他们在武庙站稳脚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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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蜀汉阵营，关羽与张飞得入祀，一在忠勇兼备，一在威名赫赫。关羽因襄樊破曹操水军、斩庞德、威震华夏；又被宋室赋予“春秋左氏易象”的符号，进一步加持。张飞屡败张郃、雄烈冠军，虽有灌醉杀督邮的黑料，但终因“燕人张翼德”粗中有细的形象没伤到忠孝大节。

如果关羽真的因为“崇祀已过”“与文宣帝并列当不合礼”而黯然离席，补位者必须同时满足数条：战功卓绝、忠义无亏、私德无瑕、未曾犯上。众多三国豪雄里，似乎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名字能勉力上台。

有人推举魏国的徐晃。的确，宛城之战力救曹操，樊城坚守破关羽，阳平关设伏擒孟达，一生“皇帝让打就打，不给称王也不闹”。可惜徐晃虽勇，却缺“震世之效”。武庙之神不是武评榜，偏要那种能改变天下大势的胜利者。

再看东吴旧将甘宁。乌林夜袭、夷陵破蜀，水军统兵的狠劲儿让人叫绝。问题出在籍贯与背景。甘氏出身“江贼”，正统士大夫视之草莽；而武庙选将，历来重门第背景与诰敕褒赠。官居建武将军的甘宁，终生不过一藩镇，难撑场面。

有意思的是，魏延虽然名闻遐迩，但“决水灌金城”未果、街亭之败有责，再加“反骨仔”的传闻，忠诚度连年低迷。若把他抬进武庙，无异飞蛾投火。

那是否可以提升邓艾、陆抗的礼遇？邓艾功成祀蜀，可吴起“受肆”“不恤其亲”，让后人记取贬君廷死的教训。陆抗则毙命军中，忠诚雅称，但父辈吕蒙白衣渡江之奇，已有人在暗地里小声嘀咕“取巧偷袭不够堂皇”。

翻遍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旧唐书》，能同时跨越礼法与战功双重门槛的三国人物屈指可数。其实清廷在重修武庙时也曾讨论过是否调换席位，嘉庆十年，有翰林院学士曾击桌直言：“倘废去关侯，宁可空悬，不可以挟天子者补阙。”言罢满座皆默。如此态度，说明在“缺与不缺”之间，宁缺毋滥是主调。

再将目光抬远。武庙的出现，源于周代“肆类以飨”之礼，至隋唐始具雏形，宋代定制，明清相继因袭。一旦纳入祀典，便代表着官方对其“忠武合一”的认可。换句话说，武庙评判标准并非纯粹的军事排行榜，而是政治与伦理的复杂折中。三国名将想要叩门，先要过“忠”“孝”“节”“义”四关，lol外围投注再论击鞠沙场的光环。

同样的尺子也量过汉末名将吕布。飞将军辕门射戟，个人武勇数人能敌，可对叔父坚决反杀，后又三易其主。对陈霸先、王宽这些喜欢拿《春秋》做准绳的士大夫而言，这样的勇士再耀眼也属“无父无君”。因此，吕布连候补名单都摸不着。

当然不否认另一种可能：若干朝之后，官方礼制再作调整，或许会宽容地将“挟君”“背父”的历史背景看作乱世无奈。可那一天若真来临，也未必轮得到曹操、司马懿、马超。因为史家选择并非简单的加减，而是整体重估。届时，或者出现新的评祀体系，或者干脆将武庙从此封存。武庙七十二将的座次，一直是一面镜子，映出每一个王朝对“权力—伦理”关系的真实态度。

感叹归感叹，问题还在眼前：如果必须拔掉关羽的牌位，替补人选会是谁？直观看，曹操的综合实力极高。他统一北方、重整屯田、改良军制，这些成绩对后世影响深远。然而，一条“臣而弑君未遂”的罪名足以将功劳全部扳回原点。司马懿更别想，他的夺权模式过于鲜活，任何一个坐天下的人都会后脊发凉。马超则卡在“不孝”屏障。三人里若要挑一个理论上最可行的，反而是马超——毕竟他终究受封于蜀，且无谋逆成功的成例。但“祖父父母皆被害”那一页翻不过去。

更激进的方案，是从现有七十二将中顺位递补。邓艾已列席，钟会则因反叛剧终；姜维虽苦战不息，却终与钟会同归于尽；若从东吴挑人，丁奉、朱然都可考虑，可无奈同朝已占据四座，再添一位就显得“肥吴而瘦魏”。评祀程序向来讲究平衡，恐怕难成。

不少读者好奇：既然武庙讲究正统与伦理，为什么孔明得享十哲之位？这要回到开宝三年。宋太祖赵匡胤改定庙制，张九龄上疏称“武侯忠心映日月而功高可祭”，赵匡胤颔首同意。换朝改制的瞬间，诸葛亮因“鞠躬尽瘁”触动开国皇帝惺惺相惜的心弦，于是被推上高位。同样方法如果有人想把曹操抬进来，恐只会暴露野心而非敬意。

必须承认，武庙评定并非纯粹学术讨论，而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政治投射。朝廷要的是“可供子民敬仰之人”，而非“可能成为权臣的模板”。百姓朝拜，不问战法精粗，只求心安理得。对年过四十的男士而言，这一点尤其熟悉：官场险恶，依赖的不是技巧，而是底线。

说到这里，有朋友或许想起隋唐十八学士堂，那座与文庙并列的功臣殿堂，也曾因李勣“忘母”“欺主”被弹劾。礼部尚书薛居正当面奏称：“义法不可开。”可见，哪怕功劳再大，一旦触犯根本价值，封建社会就会毫不迟疑地扣下闸门。

再回望三国。战火蔓延之际，忠孝两字常被拿来做政治筹码。曹操劝学、兴屯田、重礼贤，仍洗不掉“禅让”阴影；司马懿盛气凌人，大权旁落后痛下杀手，更像一面镜子映出人性幽暗；马超枪矛如雨，纵横西凉，却最终也被刻进“叛儿”行列。三人如流星，耀眼却灼人，武庙从不愿收留这类过于锋利的光。

若说这些标准全是教条，也并非尽然。宋以后，国运常与边患交织，朝廷更侧重“守土有责”的将领。陆抗、于禁的入列，强调的便是忠守疆域而非开疆拓土。这样的取向，使得勇猛好战但频繁犯上者更显尴尬。曹操的“打遍北方”，司马懿的“混一三分”，都带有战略野心，与“社稷守护神”形象距离拉大。

即便忽略名分，曹操与司马懿另有致命软肋：他们几乎没在异族作战里展示压倒性胜绩。白起坑降兵、霍去病封狼居胥，卫青北征匈奴，这种对外征讨能直接减轻王朝压力。曹操虽平定乌桓，却终究把焦点放在华夏内战；司马懿战功多在对付蜀、吴，鲜少涉胡。此外，马超与羌人联手反曹的经历，更难与“保境安民”四字呼应。

对比之下，张辽合肥退孙权寡不敌众不却，彪炳千古；邓艾阴平偷渡直接结束蜀汉国运；周瑜、陆逊两把大火烧出天下鼎足。无论是守成还是开疆，这些战例都在教科书里能一页摆平，让后世朝臣评点时不易出岔，遂纷纷落子在他们身上。

每逢谈到武圣可能被“礼让”之事，民间总有无数声音。有人说关羽已成庙堂与江湖共享的神祇，怎么可能轻易褫夺；也有人拿出明代正德间“削祀杨延昭”的先例来提醒——皇帝意志若定，万民顶礼也拦不住撤换。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曹操、司马懿、马超大概率只能在史书里留名，在戏台上翻飞，而不是在武庙里与武官香火共享。

透过这场看似“空缺”之争，可以触摸到一个更深的主题：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，权与德的分野远比战功锋芒重要。武庙七十二将用七十二面镜子昭示天下——英雄可以盖世，但想要配享庙堂，先修品行，再论功名。浅显，却足以封堵那些蠢蠢欲动的篡位野心，也让后世读“儒家政教”的主干更显柔韧。

关羽屹立千年的木像，看似任凭风雨，也并非稳若泰山。他若真有一日被迁出，最惊恐的不是曹操，不是司马懿，更不是马超，而是后世所有尚念“忠义孝悌”之人。谁都懂，失去楷模容易，重树难。

缺席者的另一种存在

开祀名单之外，还有一座看不见的“影子武庙”——史书与民间传说共同搭起的记忆大殿。曹操在诗篇里与乐府离骚并列，司马懿在评书里与诸葛亮斗智，马超在西北乡梓被奉为战神，他们虽不悬名庑中，却以另一种方式存活。假若有心人踏遍河南安阳、山西运城、甘肃临洮，随处能见到供奉魏武、纪念孔明、祭奠马孟起的小祠。朝廷禁不住乡愁，正如户部尚书张英所言：“人心所向，焚香自至，不在一纸名录。”这层“在野的膜拜”反证了武庙之外的文化张力。庙堂不容，江湖自有位置。某种意义上，顶不顶替关羽的空档并不妨碍后人敬慕他们的才略。千百年来，草莽唱《短歌行》，梨园舞《空城计》，西北社火舞动“锦马超”的彩旗。官方冷面，民间热血，这股温度或许也是中华史传最独特的底色。